在这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生的“大考”面前，一直少不了一个关键角色，那就是高校基金会。不久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1.5亿元设立“春风基金”，推动科研抗疫。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教育基金会也纷纷筹集抗疫基金，在一线抗疫乃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方面发力。

人们熟知的高校基金会工作与筹款关联，而事实上，疫情期间高校基金会在应急救援乃至科研、人才建设上，都发挥了重要的枢纽作用。那么，它在未来的预防科学建设、应对突发事件自身的升级上，又有哪些可能性？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长期致力于大学筹资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

高校基金会表现亮眼

《中国科学报》：高校基金会在本次抗疫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洪成文：随着自身组织的完善，高校基金会在这次抗疫中，所做的工作为我国高校基金会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反应快，在武汉封城的头几天，医用防护物资十分奇缺，主要医院的医护物资撑不到两三天。一些高校的校友会得知此消息，通过自身的渠道，发挥基金会的人脉，国内外集结物资、支援武汉。武汉大学校友会就是其中的代表。武大企业家校友会得知武汉的医用物资奇缺，马上联系海外校友，紧急采购。在韩国和美国校友帮助下，采购了85.115吨医用物资，包机送回武汉天河机场。

高校的募捐渠道多样，有通过校友会募款募物的，也有通过教育工会募集的（比如北京教育工会等），还有通过其他渠道捐款捐物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高校基金会是重要的一方。

二是高校基金会纷纷对接医学科研工作。马云公益基金会向钟南山医学基金会（广州医科大学科技园、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基地、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捐赠600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展开疫情相关项目的科研工作。与此同时，阿里云还将免费开放强大AI算力，直接支持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新药研发、病毒基因测序、蛋白筛选等相关工作，为加速抗新冠肺炎科研攻关提供信息化技术保障。

三是在扩大防疫知识普及和应对新冠病毒常识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在高校基金会的支持下，从预防手册编制，到病毒的研究本身，以及增强战胜病毒信心方面，高校专家的作用不容低估。复旦大学四十位医师主编的《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说“不”》和张文宏大夫主编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已被翻译为波斯语出版。

四点助推预防科学发展

《中国科学报》：高校基金会可以从本次抗击疫情中得到哪些启迪？

洪成文：高校基金会要在高校总体发展框架下，寻找自己的工作新方向、拓展新目标。针对疫情防御和控制，高校基金会还是要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来考虑。尤其是，非典、新冠肺炎疫情无不给高校敲响了警钟——高校太需要预防科学的人才了。然而，在这次疫情中，我们遗憾地看到派去的医护人员，学习预防医学本身的仅占很小的比例。实际上，我们派去的是缺少“将军”的部队，如果未来预防医学人才多一点，那么，指挥的“将军”也会多一点。

《中国科学报》：从长远看，高校基金会助推预防科学发展，要做好哪些工作？

洪成文：一要将预防科学实验室建设，作为未来社会募捐的重要项目。除了现有为数不多的实验室之外，要鼓励民间力量投资建设预防科学相关的实验室。疫情得到控制后，建设类似的实验室，不需要做太辛苦的宣传，就会得到很多慈善家/企业家的慷慨解囊。大难兴邦，大难也能够兴旺一个学科。如果募捐项目涉及民生和健康直接相关的议题，吸引社会的善款和企业家支持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高校基金会在项目设计中，要结合本校学科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项目规划上出新思路。

二要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加盟预防科学研究和探索。建议高校基金会通过预防科学“讲席教授”的设置，来吸引社会募捐。何谓“讲席教授”，指的是借助企业家的捐款，设立以私人命名的教授席位。获得讲席教授的学者，将从捐款所得的投资收入中获得工资。

由于基金的永续性特点，“讲席教授”不仅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学者加盟这个科研团队，也可能吸引更多企业家和慈善家捐款。如果每所高校获得募捐额在2000至3000千万元，设立一两个讲席教授，那么全国范围的预防科学“讲席教授”在未来三五年内可增长到百余人。

三要设立更多预防科学的奖学金，吸引学生报考预防科学专业。众所周知，优秀学生选择预防科学专业的并不很多，设立更多奖学金，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基金会可以为医学院设立专门奖学金，做好招生宣传，尽可能吸引优秀学子攻读预防科学，为未来防疫抗疫培养专家。

四要通过冠名方式，为预防科学实验室和科研大楼冠名，以吸引更多社会善款，用于预防科学和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一些高校附属医院缺少资金，可以通过这次疫情教训和防控经验来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冠名，也是改善科研条件不足的重要渠道，是弥补科研拨款的有效途径之一。

重视防疫抗疫智库建设

《中国科学报》：针对高校基金会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政府还需要做那些改进？

洪成文：通过这次应对疫情的“大考”，问题也暴露出来不少。

首先，是慈善机构管理的归口和业务扩大的问题。将社会的慈善归口给一个或者几个单位（系统）是必要的，但慈善是全民性的，在特殊情况下，任何负责慈善捐款和捐物的单位都可能出现“力不从心”。疫情暴发的突发性，加上慈善管理机构的编制的有限性，也暴露出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只有因形式变化而理顺体制，方能杜绝以后类似事件的重复。

如果从两个极端往中间走一走，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比如，慈善系统继续扩大发展，但是可否让更多的高校基金会代行慈善工作的管理，倒是可以考虑的。毕竟管理上，高校基金会有体制内的公益性特点，管理起来更为方便。如果数百家四星、五星高校基金会被激活起来，我国慈善事业是有信心迈进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的。

其次，高校在抗疫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高校基金会行动却不是那么快捷和广泛。从制度设计上寻找问题，就在于高校基金会大部分是私募性质的，从而局限了它的活动范围，导致突发情况下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限制。对此，建议民政部门对于高校基金会的管理，也要应对突发疫情，做灵活处置。比如，对部分资质和记录良好的高校基金会发放应急公募资质，从而方便大灾发生时的特事特办。

《中国科学报》：在像疫情这类突发事件面前，如何做好政府与科研人员的沟通？

洪成文：要做好防疫抗疫的智库建设。智库与科研是分不开的，但是只顾科研而不顾智库建设是不完整的。要求科研人员，既当科研人员，又发挥智库作用，往往难以兼顾。实际上，智库的作用就是在疫情突发和政治决策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科研人员与智库人员是有很大区别的。科研人员尊重科研规律，关注的是科研本身。智库人员不一定都是专家，但也要懂科研；智库人员也不是决策人员，但要了解政府做决策的程序。智库另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把科研成果的学术语言表述为政策语言，让决策者能看得懂。

防疫抗疫相关智库最大的作用不是为了智库本身建设，而是为了决策的科学性，特别是为疫情突发时快速而果断地决策，提供便利。智库不仅要提高对我国决策程序的特殊性的认知和理解，还要深入疫情一线做调查，要对疫情发生、传播和泛滥，有专业性的敏感。当第一线的情报和专家的科研出来时，智库要从政策敏感性去把握、去提炼、去送达。

我们不能再祈求每名干部都有智库的水平，也不能再希望每位科研人员都对政策的程序了如指掌。专业的事情，让专业人士去做。因此，建议卫健委要有目的地在部分疫情敏感区和高水平高校建设疫情研究专门的智库。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