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尼山研究站曾经是东非数一数二的著名实验室，如今却不复昔日的辉煌。研究人员早已相继出走，只有记者和人类学家来到这里，试图揭开阿玛尼衰落的原因。

科学的发展并非不可阻挡的必然进程，如果遭遇社会动荡，或者缺乏足够的经费，阿玛尼的故事还将一再上演。

探寻衰落之谜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纸张和灰尘的矿嗅味。空气温暖静滞，阳光从高耸的窗棂倾泻而下，照亮了一墙之高的落地书架，上千本书整齐地摆放于此。我的目光扫过一个个分类，从农学到医用数学，一块高悬的标识上写着：“知识与静默的王国”。

一切都处在沉寂之中，秩序井然的表象之下，弥漫着一种阴森的压抑感。从书架上随意取下了一本厚重的精装书，原本湛蓝的书脊已褪成了病态的灰绿色，脆裂的封面布满了蛀虫啃食的孔洞。翻开书，一只干瘪空洞、肢体缠结的死蜘蛛落到了我的脚面，扉页上“当代化学论文 1956”几个字跃入眼帘。

回到书页上那个“当代”，图书馆的光景自是不同今日。阿玛尼山研究站（Amani Hill Research Station，“amani”为斯瓦西里语中“和平”的意思）曾驻扎近百名员工，收藏为数众多的自然著作和学术期刊，是非洲闻名遐迩的科研圣地，更是世界级的学术中心。

好景不长。自上世纪 90 年代，年轻有为的研究者们要么离开这片大陆远赴海外，要么出卖自己的才能给国内由西方学者执掌的实验室。

为了探寻阿玛尼和其他同类机构的衰落之谜，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保罗·文策尔·盖斯勒（Paul Wenzel Geissler）组建了一支由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视觉艺术家和地理学家构成的团队，访问了非洲境内五座关键的研究所，它们曾帮助人类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科学。盖斯勒相信，这恰恰代表了“故去的未来”——每个人都满怀希望、竭尽全力想要实现的未来。

阿玛尼研究站的故事始自 1949 年，英政府在高海拔的阿玛尼建立了一个研究站，用以研究疟疾。远大的理想让科研站的生活忙碌而充实，阿玛尼的邮局邮件源源不断；每周二，汽车都会载来选购好的商品和电影之夜的胶片。为了满足科研人员的娱乐需求，这里还建有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和保龄球场。

殖民地独立后，首位非裔实验员作为共同作者发表了研究论文。种族界线慢慢消融，一些非裔技术人员远赴欧洲获取研究生学位，学成后回到阿玛尼。到 1971 年，阿玛尼研究站任命了首位非裔主任，菲利普·韦格萨（Philip Wegesa）。他的科研生涯受益于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以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建立的一个多政府联合政体，最初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阿玛尼的研究人员能从三个国家的机构处获益。非裔的科学家们终于也能享受惬意的生活，实验室的研究计划也终于掌握在他们手里了。

然而，1977 年，政局动荡导致东非共同体分崩离析，研究站的乌干达和肯尼亚籍员工只能被迫离职，韦格萨也未能幸免。

在坦桑尼亚政府新领导人的管理下，资金甚紧的阿玛尼研究站继续运转，最后一名英国科学家离职时，资助研究站的国外基金也大幅缩减。1979 年，坦桑尼亚与乌干达交战长达一年之久，经济拮据，本国的医学研究项目，包括阿玛尼在内，从此主要通过海外合作项目资助。

2006 年，阿玛尼研究中心的总部迁到了穆海扎（Muheza）的低地城镇。曾让阿玛尼这个名字闻名一时的山区研究站，只留下了一小批技术人员，他们心中仍盼望着其他同事的回归。“他们承诺会回来继续之前的研究。” 留在阿玛尼的一名前实验员埃丝特·基卡（Esther Kika）说，“但现在，我不敢确定他们还会不会回来。”

陷入静止的研究站

盖斯勒踏进阿玛尼研究站时，老技术员们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来这儿是做什么“研究”的。我在去年来到这座残破的研究站时，同样的人又热切地询问能帮我做些什么。实验室助理兼动物实验员马丁·金维利（Martin Kimweri），从 1980 年开始就在阿玛尼工作。嘴角上挂着轻松明快的微笑，56 岁的他是这里还工作着的最“年轻”的技工。

金维利现在只能通过打扫卫生来维护这里，包括修剪灌木、照料一群实验小白鼠。“没什么别的选择，我想让自己保持忙碌。”他说，“每当回想到那个真实存在过的阿玛尼，我那时总是非常非常忙碌。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真是晴天霹雳。”

如今，他最喜欢做的就是照看小鼠。金维利带我穿过密密的草丛，到了一间生锈的锡屋棚下，一排排的鼠笼里饲养着 100 多只小白鼠。这里曾饲养过兔、羊、豚鼠和猴子等实验动物，现在只剩下小鼠了。他轻轻地从笼子里提起一只小鼠，放到夹克上，笑道：“我照顾着它们是因为他们向我们保证过，科学家们还会回来继续搞研究。”

曾经阿玛尼的篮网球明星基卡已经开始怀疑那些承诺。她把我带到了一间空荡荡的实验室，为了找寻疟疾和河盲症的踪迹，她曾在这检查过尿液、粪便和皮肤样本，那时候这里还充满人气。 “我感觉非常难过。”她说，“因为知道再也回不去了。”去年夏天退休之前，基卡用最后一年的时间清理了研究站内的蜘蛛网，其他时间她总是伫立在窗前，双眼望向远方。

实验员约翰·刚格（John Mganga）也许是最不能接受科学家们离开的那个。刚格以捉螃蟹的身手出名（传播河盲症的黑蝇会在甲壳动物体内完成它们的幼虫阶段），他向我展示了一整个架子的螃蟹标本，标本瓶里只剩一半的福尔马林泡着大小各异的螃蟹。他笑说道，“我捉这些螃蟹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阿玛尼的现在将是谁的未来？

很多人以为科学的进展是笔直向前的，然而，“科技史学家不会将科学发展看成是一个不可动摇、无法解释、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过程。” 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阿西夫·西迪奇（Asif Siddiqi）说，“相反，纵观科学知识和变革的成果，你就能感觉到其发展过程中的波动。”

换句话说，阿玛尼的故事，并非看起来那样与众不同。

西迪奇说，科学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政府对科学的支持与资助力度紧密相关。二战后，线性创新模型（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在美国、欧洲、苏联及包括非洲在内的诸多地方流行起来。其核心观点认为：增加上游基础研究的投入将直接增加下游创新的产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政府投注了巨额的资金，帮助创造了阿帕网（Arpanet）——这一因特网的前身和其他众多创新事物。

美国政府已不再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而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课题，正变成彻头彻尾的禁忌研究。

私营部门开始在科学发展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硅谷便是现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典范。这也意味着受利益驱动的企业将决定研究的类型。西迪奇说，硅谷就鲜少关注解决社会性问题，比如不平等和气候变化，而更加关注短期收益高及娱乐性强的成果。就像阿玛尼一样，研究计划要顺着基金走。

无论在哪，基金资金变动过于剧烈，阿玛尼的问题就会再次出现。希腊也许是近期最有说服力的例子：由于经济衰退，希腊的研究机构预算被缩减超过 30%，科学家的工资下降 20%，导致 15 万名学者出走国外，并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西迪奇说，除了研究资金、政策稳定之外，还有对科技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基斯坦从未能成功让科研项目顺利进行，叙利亚的科研项目也在内战发生后支离破碎。这些威胁具有普遍性。盖斯勒说：“如果我们任由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被忽视和贬低，那阿玛尼的现在就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曼格索说，“坦桑尼亚的科学正在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可以自己设计研究计划的阶段。” 他继续说道，获得这种独立是有挑战性的：“有时候我们能拥有这种自主权，但我们更应该想办法怎样才能牢牢抓住它。”

盖斯勒补充道，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这都是一项挑战。

阿玛尼山研究站仍有机会实现那个跨越百年的理想。2016 年底，坦桑尼亚的卫生部长造访了这座研究中心，宣称她会支持它的恢复重建。恢复后的研究站用途如何依然是个未知数：可能作为大学的校区、国际训练中心或是论坛承办地，如果这些都不成，它也许会成为一座博物馆。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相信阿玛尼会有再度复兴的那一天。”曼格索说，“虽然我们现在是处在低谷，但我们正试图改变这一切，努力再次振兴我们的科研事业。”

文章来源：科学探索